(越辰家政软件新闻)

　　最初从万州到上海，直达的只有船，整整6天的船期，从长江头晃到长江尾。来的时候还是小姑娘，现在不知不觉鬓已微霜，算算时间，在上海竟20年了。寄居在华漕的这些万州老乡，掰起指头数数，惊着、笑着，又摇摇头。

摆起龙门阵

　　俞从云顶着一头半干的及腰长发，带着质朴的笑容，到隔壁老乡许远琼家串门，7岁的女儿程艺像个小尾巴一样，蹦蹦跳跳地跟着她。俞从云是许远琼堂姐夫的妹妹，她们是重庆市万州区白土镇五龙村人，在这里住的几户万州人家，都是同村的亲戚。

　　听到摆龙门阵的声音，旁边的张定菊和石廷均也慢悠悠地梳着头走过来，自己找张凳子坐下。张定菊是许远琼老公的表嫂，石廷均是许远琼的二嫂。定菊的模样，一看便有些富庶人家的感觉，二嫂白白净净的，像个读书人。

　　四个女人都在古北一带做家政。她们说，华漕这一带的村子，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，房租便宜，一间在300-600元左右，去到家政服务需求量大的古北也还算近便，骑电瓶车40分钟左右即可。最早来上海的时候，还住得离城市中心更近一些，这些年随着不断拆迁，她们的落脚点也一点点向外移。这些外来打工者的“家”，大多数时候是跟着拆迁被动地迁移的，四个人聊起，前不久曹杨市场拆了，很多人转到这里租房子，租金怕是又要涨了。

　　川妹子喜欢留长头发，几个人都是浓浓密密的头发，周末起来，第一件事是把头发仔仔细细地洗了，散开来晾着，然后去忙活别的事。姐妹几个商量着，下午去南华街上逛逛，那是离她们最近的商业街，相当于这一带的“南京路”，东西也便宜，符合她们的心理定位。

移民村风情

　　春末的阳光洒在巷子里，拉起的晾衣绳上渐渐挂满湿漉漉的衣服，几个小孩不顾衣服在滴水，在绳下猫着腰穿来穿去地玩耍。

　　许远琼的丈夫又不在家，记者来了5回，只有第一次晚上见过他一次。村落里的夫妻俩往往如此，一个上白班，一个上夜班，丈夫清早回来了，妻子又要走了，赶着脚地干活，见面聊天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12时许，远琼也收拾好东西，骑上电瓶车出门了，她的休息日是周六，所以总没时间和姐妹们多耍一会。走的时候，她招呼大家继续在她家坐着，留下了钥匙。

　　从万州那个村落迁移到上海的这个村落，她们保持着农村生活特有的亲情和信任。

　　华漕这一带的“移民村”，是跟着外来务工者的脚步形成的。村里一户本地人回忆，2000年前后，华漕的农民没有了土地，开始以出租民房为生。事实上，比这更早便有外来务工者在此地租房居住，那时每间的月租金只有150元。慢慢地，村民们都看好这个省力的赚钱办法，纷纷盖房出租。他家2005年花4万多元造起一幢2层的水泥小楼，2008年又用6万多元盖了现在这座外立面贴了漂亮墙砖的4层楼。加上家里的老房子，每个月租金收入不菲。

　　村里原来一条用来洗衣服浇灌的小河，现在成了最美也是唯一的景观，狭窄的沿河路上一溜烟开着些小超市、菜店、熟食店。小河尽头一处略宽的平台，是外来村民们交际的广场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总有人或站或坐在路边，抱着孩子和旁人聊聊天，来来往往的常是相识的老乡，不同的家乡话在河边交错着。

22年的变化

　　俞从云今年39岁，在上海生活了22年。22年里，变化最大的是交通，原先到上海直达的只有船，后来船反倒要换乘了，现在来来去去大多是坐长途卧铺客车或者火车。另一个变化是老家人几乎全搬到上海来了。她父母已逝，兄妹三个，姐姐在七宝那边，哥哥嫂子以前也在上海，前不久因为要照看孙子，回老家去了，儿子留在上海，在江桥万达广场当保安。

　　不过，虽然都在上海，离得也挺近，但往来的次数少得可怜。这实在有点无奈，在上海各有各的事情，每天忙得不得闲，各人的休息日又不一定相同，除了年节和需要帮忙的时候，确实难以相聚。

　　她17岁的儿子还在老家，书读不下去，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。女儿程艺本来也在老家，这次春节吵着要跟妈妈来，才带出来了，在村里一家民办的“希望”幼儿园上大班。家里只有爷爷，照顾起来也不方便。所以，为了照看女儿，俞从云只能做两家家政，一个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。她丈夫程启群在虹桥机场当保安，月工资也只有3000多元。这点钱，俞从云颇为不满，“五六千元钱，够干什么用，每个月生活费就要2000多元，还不算房租。”夫妻俩的生活本来不错，在川沙一家制塑厂做了8年，厂里给农工商超市做马甲袋，包吃包住。丈夫是包工头，厂里的工人都是他从老家带出来的，可前几年政府出了限塑令，又碰上拆迁建迪士尼，厂关掉了，两人才不得不撤到这里。丈夫的脑子到底活络，不久前刚和人合伙各掏6万元订了一辆厢式货车，挂靠在一家货运公司，准备跑运输。

半年做生意

　　听说隔壁一个万州亲戚在村旁的路边开了一家川菜馆，记者邀请她们一同去饭店吃饭，省得做饭，但几个人都笑着不肯去。石廷均说中午她有老乡来，不如就去她家里吃，她去河边上的卤菜店买点熟食。

　　她说的卤菜店就是张定菊家开的。张定菊的丈夫谭登全今年42岁，在这群老乡里算年龄大的，来上海也最早，1989年便在金沙江路一带做建筑当小工，每天5元钱。这些年挣的钱，人家都回家买房，他没买，花十几万元买了一间门面房。

　　3年前，他搬到这里，起初跑快递，后来看到妹夫做生意，隔壁也有老乡开起了饭店，他也动起了脑筋。在村里小河边的“商业中心”——有几家小卖铺、小吃店和菜店的地方，以每个月1500元的价钱租下一间门面房，又掏5000元学费，到武汉学了做卤菜的手艺，回来开了家卤菜店。夏天卤菜生意好，他只做夏天一季，4月左右开张，10月关门，能赚不少钱。谭登全干活是把好手，一个人能烧起十多个人吃的饭菜。每天凌晨5时许，他便起来去菜场进货，猪肚、猪耳朵、鸭脖子成箱运回来放冰箱里，架起几口锅开始煮。村里白天没什么人，中午卖得少，晚上9时以后，大批的人回到家里，排着长队买他的卤菜，他一个人连做带卖，都来不及。老婆张定菊做家政回来，也赶来给他帮忙。

　　不做卤菜生意的时候，他就继续跑快递，一个月挣4000多元。两个人拼命挣的钱，要付在老家读书的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，大的读高中，每月1500元，小的读初中，也要500元。夫妻俩生活费不算房租每个月2000多元，为了次年的生意，冬天门面房闲置着并不退掉，1500元的房租也还是要交着。这样算起来，剩的真是不多。

　　谭登全家里家外是把手，知道疼老婆，张定菊和姐妹们去逛街，他一个人在家里，洗着一大盆衣服。

小新上海人

　　说话间，一个清秀的小妈妈抱着个小毛头冲进许远琼屋里，坐在凳子上便拉过垃圾桶给宝宝把尿。她是石廷均的弟媳妇，今年22岁，刚到上海2年。

　　小毛头才5个多月大，长得的像妈妈龙兴燕，是个英俊的小男孩，可右耳却是天生残疾，耳廓没有长出来，只有一个小手指指节大小的小肉球。在孩子即将出生的那一天做B超，龙兴燕才知道儿子有残疾，此前，她只在儿子三四个月大的时候，去华漕卫生院做过一次B超，当时检查胎儿一切正常。从那以后直到生产前，她都再没做过产检。

　　“听说产检一次要几百元呢，第一次化验的项目特别多，要1000多元钱。”龙兴燕还听说产检每个月要固定去检查，要生之前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，想着孩子在她肚子里长得好好的，应该没事，用不着去检查。她怕花钱，夫妻俩年轻，挣钱不多。她20岁才从老家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马家村出来，先是在上海闲了几个月适应环境，后来才在青浦一个厂里做工，没做多久就怀孕了，此后一直在家，丈夫挣的钱就那么多，能省的钱最好就省了。

　　孩子是在闵行区的浦江卫生院生的，很多外地打工的人都在那生孩子。

　　农村人的生活态度被带到了城市里，他们习惯了遇山翻山、遇水过河，儿子的残疾是个事，可愁也没用，她年轻的脸上倒是淡定的。她想在儿子三四岁的时候带他去医院看一下，争取让他以正常人的面貌走进校园，不留下心理阴影。

　　“他是这里最小的新上海人呢。”几个女人笑着，把这孩子抱来抱去地逗着，言语间流露出的模糊的身份认同，在她们交互的眼神中轻轻一击。

来源：越辰家政软件